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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影视关注  来源:印象论坛  作者:鲁太光  发布时间:2009-10-08  ★★★加入收藏〗〖手机版
鲁太光:从《人间正道是沧桑》看当代文艺思潮演变
摘要:从《人间正道是沧桑》看当代文艺思潮演变 鲁太光 【左岸特稿】…

事实上,《人间》的真正缺憾——结构上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带来的“故事化”倾向——也正在这里,即:当瞿恩牺牲后,虽然编剧和导演也力图让“成长”起来的立青承担起瞿恩的角色,重构叙事的铁三角,但由于角色定位使然,以及演员表演的限定,这一目标从未实现,也就是说,自从瞿恩牺牲后,该剧的斗争就从精神层面降低到现实层面了,因而该剧后半部分略显单薄。再加上关于台湾问题现实敏感性的限制,编剧和导演不仅要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阋墙”的历史做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而且还要为其未来巧妙地设置一个敞开性的结局,因而在该剧后半部分叙述更多地转向“家国”叙事,甚至转向“家族”叙事,因而部分地瓦解了该剧的精气神,精神的“戏剧”最终降为现实的“故事”,其艺术魅力自然折损不少。

然而,如果结合时代变迁,将该剧放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演变的脉络中来考察其精神内涵的话,那么上述缺憾也只能说是瑕不掩瑜。

坦白地讲,在激动中看完该剧后,在我头脑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是一句老百姓时常挂在嘴上的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两个30年指的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以1979年为界的两个前后判若云泥的分期:第一个30年是指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30年是指从1979年至2009年。

在第一个30年中,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并处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因此如何迅速稳固政权并逐步卓有成效地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中国当代文艺承担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任:一方面为新中国建构历史合法性,因此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先后面世,并基本上建构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崭新的民族国家的革命历史谱系;另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发生发展寻找和建构主体性,即呼唤和催生“社会主义新人”,因此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先后问世,并初步树立起“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精神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文艺作品必然更多地聚焦于“小我”之外的“大我”,即通过放弃自我的小世界而获得一个自我之外更宽广的大世界。这种时代精神的要求,反映在艺术内容上则必然是以“人民性”替代“人性”,是以宏阔的生活演绎纤细的“内心”,以精神锤炼取代情爱宣言;反映在艺术形式上,则是宏观叙事的发达和微观叙事的相对式微。

而在第二个30年中,“个人”迅速取代“人民”、“人性”迅速取代“人民性”、“内心”迅速取代“生活”、“情爱”迅速取代“精神”而成为文艺界的关键词。客观地说,这样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一个30年时文艺领域的僵化倾向,丰富了文艺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必须明确的是,这样的文艺转向是以社会转型为前提的,必然含有强烈的社会诉求,因而“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等庸俗史观必然披着文艺的外衣浮出历史地表。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蔓延,这种反历史的文艺观不仅日渐流行,而且逐渐变异,导致第二个30年的文艺界先是为抽象“人性”的普世价值所笼罩,后来干脆为“性”消费和资本的喧嚣所遮蔽,不仅看不到革命,看不到历史,看不到主义,看不到理想,甚至连“人”也看不到了……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2009年《人间》、《潜伏》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出现才令人兴奋不已,这些电视剧不仅以细腻的表演充分演绎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时隔30年之后,再次以一种更加“大众化”、更加“艺术化”的方式复活了革命的理想、信仰的激情。这样的复活在《人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种复活不仅凸显在瞿恩、杨立仁、董建昌之间大音希声的精神较量之中,不仅凸显在瞿杨两家交织的爱恨情仇之中,也不仅凸显在立青等人的抉择、蜕变之中,甚至凸显在楚才——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那鬼魅般的舞蹈之中……

这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化成缕缕电波,穿越皎洁的月光,穿越浩瀚的星空,穿越万家灯火,穿越闪亮荧屏,进入我们心中,使我们想起马克思那啼血般的呼喊——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想起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的深沉追问!想起自1840年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革命的幽灵们!

因为,这样的“复活”将不仅使我们看清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踏血而来的道路,而更使我们看清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继续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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