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正的好小说是可以让读者坐在“书桌前”反复玩味的，而不是与坐在“电视机前”和“电脑前”并无多大的不同。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的作家千万不要轻视了当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鉴别能力。

一

也许是自己身处的工作环境的缘故，对有关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学叙事相对关注一些，因此对邱华栋的《教授》不免充满了阅读期待。我希望这位“博览群书和博览新生活”(刘震云语)的作家能够在当代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学叙事上作出一些新的探索，但读完小说我却只能一声嗟叹。

我们不能否认，较之那些抱着“距离说”而远观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家，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可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和图像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在各种媒介得到同步反映，那么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该如何“介入”和“反映”当下的现实呢？

作者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打量一个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赵亮的活色生香的生活，以及他们周遭各种新阶层五光十色的新生活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病症”。小说结尾有这样一句追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意在引起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病症”的关注、思考甚或“疗救”，这样的用心不可不谓良苦。通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疗救”的“雄心”与“抱负”，作者显然不想仅做“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而是想做“全科医生”。结果是可想而知，什么“病”都略知一二，但什么病都“看不透”。在观察和记录我们这个社会“病症”时，作者更像一位提着DV机的录像师，先是把DV架在一个召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与文化处境”的会议现场，然后全程拍录了两位主人公——经济学家和文学教授的“玫瑰花浴加皇帝按摩”，在让读者见识了当今时代的高级娱乐场所的同时，同步“录音”了两位教授关于经济和文学的“TalkShow”。接下来的小说基本就是在这样一个“录像”和“录音”交替的过程中进行，当然场景在不断地变换，如“有市长参加的家宴”、“盛大的派对”、“奔向大海的游艇”、“高尔夫球场”、“在葡萄酒庄园里”、“天国芙蓉夜总会”、“捉奸现场”(男主人公带着私家侦探和录像师赶赴现场)等等；“TalkShow”则有“比萨饼店里的谈话”、“我们的性有问题吗”、“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类似于专题报告会)、“告诉我你的秘密”(类似深夜谈话类节目)，以及与行为女艺术家的对话(小资热衷的话题)。“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借着两位教授的口，向读者灌输和普及了不少经济学、文学、艺术收藏、休闲娱乐、时尚、饮食文化、性等方面的“知识”，另外为了避免给读者过于“感官化”的印象，作者还通过小说中的“我”——文学教授，“我不要吃那些野味”(以示自己是个野生动物保护者)以及“我要捍卫我的底线”——举报了一位以复印假书而评上教授的人等诸如此类的“事件”以表明人文学者的社会良知。同时小说结尾时还让经济学教授——一个几乎沦为“经济动物”的人，把所有的“合法所得”捐献给了贫困学子，“经济动物”在以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善举”完成了自己的“救赎”后，又跑到了“世界的尽头冰岛”，天天泡温泉去了。作者用这样一种“心灵鸡汤”和“心灵按摩”的方式，让善良的读者“感动”之余却又不免心生疑窦。随着作者结尾的追问:“我们都要到哪里去？”作为读者的我也不免要发问，作者要带我们读者到哪里去？

二

文学该如何“介入”与“反映”现实生活？显然《教授》这部小说的作者刻意用了“照相式的写实主义”来反映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小说中的“我”，是研究明清小说的文学教授——偏爱《金瓶梅》，这样的身份设计估计也是作者有意为之)。问题是在18、19世纪获得了高度评价的文学艺术创作方法之一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信息技术和图像文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写实主义”特别是“照相式的写实主义”显然已经失去或大部分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我们当代的有些作家总是无法处理好“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要么彻底的“向内转”——钻进心造的迷宫以致迷失，于是作家变成了自言自语的巫师；要么彻底的“向外转”，现实主义沦为照相式的“写真主义”，于是作家变成了面对现实生活只需按下快门的摄影师。在这样一个媒介紧随甚至同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代，作家必须以“文学”的方式“反映”或“介入”现实生活，惟有如此才会获得其他媒介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尤其是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小说，如何穿透“现实表象”，让“生活真实”能够抵达“艺术真实”，这样的“艺术转化”确实需要作家付出艰苦的努力。

“故事性”也许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会”。一位德国汉学家批评中国作家过分热衷讲故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可怕的故事。言下之意，作家重复故事的意义何在？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新事”顷刻间便会流传成了“故事”。虽然我们不必像那位德国汉学家那么排斥在小说中讲故事，但“讲什么故事”以及“如何讲故事”这个看来已经老掉牙的命题，确实依然是值得当今小说家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如果仅止于复述或稍作改写一些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新事”)，那么这样的“故事”也许只能成为小说创作的“事故”。

《教授》的作者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位“乡土文人作家”，并断言他不可能写出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今天看来“长度”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不少作家只是把小说的“长度”变成了页码和钱币的“厚度”而已，虽然“难度”并不意味着“深度”，但“难度”写作毕竟不如“懒惰”写作那么快速，于是不少作家把有“难度”的“手工写作”及时更新换成了简便的“自动化的操作”——紧随“市场化”的写作。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虽然也写了“无毛两足的动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者是以“万物灵长”的思维进行创作的，《教授》写“叫兽”，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创作主体“角兽”(与兽角力)的力量与智慧。与“兽”较量需要的不仅仅是“蛮力”，更需要的是思想与智慧。遗憾的是创作主体最终成为了一只这个时代的“鹦鹉”，因此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一同沦落为“禽”与“兽”。

一部真正的好小说是可以让读者坐在“书桌前”反复玩味的，而不是坐在“书桌前”与坐在“电视机前”和“电脑前”并无多大的不同。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的作家千万不要轻视了当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鉴别能力。作家们千万别辜负了我们这个时代，也别辜负了万物灵长的脑袋。在这个眼花缭乱的时代，依然还有不仅用眼睛看，而且用眼睛——灵魂的窗户“读”艺术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翻版”的读者。

小说家必须以小说家的理由而存在，仅仅做“文化/社会事件(现象)的达人”是不够的。

转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