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上，对翻译词语的误读造成了艺术美学概念混乱。

“美学”是翻译概念，中国美学研究所操作和运用的各种概念又皆有汉语语义，这样，把翻译的美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概念搞到一起，或用汉语语义解读经典著作，结果必然造成大量的“符号陷阱”，成为内耗美学能量的“增熵”。美学，有一大特点，就是似浅而深，似简而繁，似实而虚，“草色遥看近却无”，陷阱多多。尤其是中国人，因前人把“Aesthetics”翻译成“美学”，便为美学在中国时而成为“显”学时而又成为“危”学埋下了伏笔。由于“美”是“漂亮”、“好看”、“美味”、“舒服”的同义、近义词，因此，各种“泛美主义”的“美学”便在中国大泛其滥。泛滥的结果却使真正的人文哲学或社会科学美学因缺少原创性的研究而陷入危机。当初，如果“美学”翻译为“感性学”或“埃卡学”或“审美学”，我相信，中国美学的命运今天便不会如此糟糕。西方的美学从来就不是显学，更没有如中国这样庞大的美学队伍。因为在他们那里，“美学”只限于哲学或艺术学，西方所谓古典美学的危机，不过是其古典哲学危机的伴生物而已，决不会像在中国这样影响一大批人的“美学”饭碗。中西美学这种差别背后确实与中西语言中“美”字的涵盖面直接相关。如季老所说，在中国当代的汉语中，“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而在西方，五官之“美”词，几乎皆不相同，而且，与“美学”无任何直接关联。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把美学概念与生活中“美”词语义区分开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从中西“美”字的不同语义分析出发，季老自己也陷入“美”的符号陷阱中去了。他认为，西方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仅限于眼、耳，是不全面的。”必须“把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美都纳入美学的框架，把生理和心理所感受的美冶于一炉，建构成一个新的体系。”显然，这一新的“美学”体系，是依据中文中“美”字的语义建构的，以研究人的“美”的生理心理感受为对象的。尽管在汉语中，它或许可以称为“美”学，但却不是通常作为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美学了；这一“美”学，就其性质归类而言，是“快感”生理学或“享乐”社会学。

四、功用上，美学研究脱离大众的审美实践。

当代美学研究越来越经院化、贵族化、教条化。从这一点上说，赵汀阳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包括实践美学理论在内，都对审美实践缺少实际的指导意义，结果形成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对美的需求越来越多，而美学阵地越来越少的强烈反差局面。当代中国美学之所以脱离实践，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我们在美学学科定位上的误区，不重视对社会科学美学的研究，因而，使各种部门美学缺少理论支持，难以建立真正的学科体系；从主观方面讲，则是由于美学学者重思辨轻实证的倾向。譬如，近年来崛起的审美文化研究，应当说对于反拨传统美学经院化倾向是适时的。但由于审美文化研究本身依然存在一个缺少理论基础、学科定位不清晰的问题，由于参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依然习惯甚至迷恋于传统的思辨研究方法，因此，审美文化研究兴起不久，本身也出现脱离实践和“大众”的经院化的倾向。

其上的症结搞清了，中国美学如何走进21世纪的问题便好回答了。

首先，应明确美学的学科性质。西方的传统的思辨美学，不等于美学的全部。中国传统的诗化美学不具有完整的学科形态，需要提升，但不能与西方美学“杂交 ”，提升后的中国美学也是诗化美学，而不是思辨美学。诗化美学与中国的文论、艺论相结合，可以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鉴于哲学本身的困境难以摆脱，21世纪应当重点建设的是科学美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美学。科学美学同样不应与西方经典的思辨美学和中国的传统诗化美学混淆。21世纪，应当是思辨美学、诗化美学与科学美学（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美学并存的时代；也应当是美论、美学史、部门美学与各种泛美学之间划清学科边界的时代。其次，彻底扬弃美学研究中的伪科学研究方法，21世纪不应再出现打着马克思旗号却贩卖自己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时，也应当防止出现照搬或炒作西方当代美学的“泡沫艺术美学”。

再次，应靠专家和广大美学工作者们的共同和持续努力，进行美学概念的清理、匡正、疏义，中就是中、西就是西；古就是古、今就是今，建立规范化的美学概念和理论体系。

最后，以科学的艺术美学普及为基础，发展部门美学，使美学与大众生活密切相连，指导提升生活中的美，使大众真正学会根据“美的规律”“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实现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美育的宏愿。

最后，我以为对当下青年美学学者而言，必须明确自己主攻的美学学科的性质。否则，美学的悲剧很容易成为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笔者在面壁多年建构所谓“ 审美系统模型”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美学是投入产出最不经济的学问。如果笔者这一社科美学体系能在21世纪中国社科美学建设作出些微贡献，则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