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教授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传统就能够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意味的现代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晚清时期的开明官吏、先觉醒的知识人士，已经直觉地感悟到了这种社会与历史的变化，他们称这种变化为历史的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都曾发表过对大变局的看法，有的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说是“四千年”或“五千年”，有的说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大变局”的最主要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入，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但汉代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的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后来虽也引起过争论(如沙门要不要拜王者)，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又经过宋代的思想大合流，佛、禅、庄老、道教与儒学化合，诞生理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即天主教入华，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利玛窦曾经尝试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并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皅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并且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这里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因此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