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观念的历史

１、第一阶段：培根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追溯到十七世纪之前，并没有必要。如果理解我们所使用的“历史哲学”这一短语，就不会希望从圣奥古斯丁、赫西俄德 、Amis 那里发现历史哲学。这些人都有一种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神圣的或者命定的计划前进的观念，但只有糊涂不清的思想才会把这样一种计划叫做历史哲学。赫西俄德关于历史世界经过了黄金、白银、青铜和铁器一系列时代的说法，实际上是事实的简单描述。此事实（假设是一个事实的话）是一种广泛的和概括的事实；但这样一种事实仍只是事实而已，对它的描述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对历史学家来说，判断事实是否如赫西俄德所述就可以了。至于希伯莱先知关于他们民族历史的思考，他们所表达的态度不是哲学的思考而是宗教的信念。

在有历史哲学之前, 必须有建立历史知识形态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的努力。因而，在希罗多德、修西底德、波利比乌、李维或者泰特斯那里寻找历史哲学，更具有合理性。但即使在这儿，我也不能找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即使有广阔的概括的范围，比如象波利比乌的位于普遍历史中心的罗马的图景,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都是事实的描述。毕竟，历史哲学仅是慎重地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没有一个古代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历史学家偶尔有过暗示,　但从以下这样的一些说法中,企图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哲学或者认为他有过一种历史哲学,就太迂腐了：象“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　因为诗歌告诉我们,　象这样或那样一种人总是做什么。而历史只告诉我们Alcibiades实际上做过什么（《诗学》，ch.9）。

在培根（1561-1626）那里, 我们的确发现了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尝试。培根给我们一个人类心灵活动的系统图景,它包括三个部分：诗歌、历史和哲学，分别依靠想象力、记忆、理解力三种功能。他的历史理论非常简单：历史知识根本上只是回忆,　至于那些我们不能记起的东西只能听从那些能知道或者已知道的人。回忆和权威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双重根源。

这样一种理论在十七世纪之初已经足够了,那时实际上,历史学家除了相信从权威那里发现的东西以外，很难有所作为。但就是在培根时代也不全是这样；培根自己在他的《亨利七世国王的统治史》中所做的也超出了他在这儿所说的。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把他的权威所提供的材料组成一个整体；仅有材料的转录并非历史。在叙述中，历史学家必须压缩或扩展、推测他的材料里所没有提到的步骤，而那些他认为无关或者重复的东西，即使那些材料里含有，也要舍弃。但这些也许被当作次要细节而忽略了，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直到历史学方法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培根的局限，它们才彰显于世。

２，方法的问题：维科　

自中世纪末期起领导欧洲人思想的意大利人，从培根粗陋的历史哲学中迈出了第一步。维科（１６６８－１７４４）曾是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就象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奠定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一样，他奠定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维科选择的领域是上古史。他研究遥远和模糊的时期就是因为它的遥远和模糊；因为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历史的方法，并且根据那些不足和含混的材料和陌生和难以理解的事实对象，正确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很清晰了。培根暗示历史学家应该相信他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与此相反，维科承认系统怀疑的重要性。但这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尤其是在法国，流行的肤浅的“历史怀疑主义”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连篇的传说和想象，une fable convenue（）,不值得启蒙思想的注意。那种对权威的简单拒绝只是对培根的简单接受的反动，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帮助。

维科走的更远, 他为了发现比怀疑论更深刻的东西, 深入探讨了怀疑论。他研究了历史错误的重要来源,并发现了它们的几种倾向：倾向于美化过去，倾向于美化民族自负,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学者和思想家,　倾向于认为文明一定是通过“扩散”发展的, 倾向于认为早期的作者一定知道早期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反对这些倾向, 坚持要求文献的证据。叙述如果不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并经过文献的检验,就没有任何价值。维科表明了语源学、神话学和传说如何作为文献使用, 他既不是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接受, 也不是当作寓言而拒绝, 他试图把它们当作揭示创造它们的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的文献来解释。

维科的重要性就在于, 对他来说，历史学变成了既非接受也非拒绝，而是解释权威所说的东西。历史学家解释文献的原则就成为历史思维的重心所在。知识并不是象洛克所说的，通过感觉的窗口凭空飞进空白的心灵；如康德所表明，当感觉材料经过基于心灵本质的原则解释以后，它才会在心灵之中长成。就历史而言，历史知识不能从一个心灵灌输到另一个心灵，它只能是每个历史学家运用历史思维的普遍的必然的原理解释过去留下来的材料，自己建立的。这是我们应归之于维科的最基本的概念。

３，普遍历史：从赫尔德到黑格尔

历史学如果缺乏自身方法的健全概念，就只能处理那些材料丰富的时期，可能是近在咫尺。对于那些较为遥远的时期来说，就只能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其权威之间徘徊。但历史学方法的发现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包容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现在成为可能。维科在历史批评方面的工作，促使伏尔泰在半个世纪以后，提出徒劳无益的建议：历史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中世纪以后的时代，只有这些时代才有丰富的确定的材料。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在吉本的伟大历史著作结束的地方，一切真正的历史才开始。在十八世纪，维科的著作并不广为人知，但那时许多人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象他一样，逐渐掌握了打开那些困难、模糊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学方法。

可以推断，建立一种通史，一种普遍的世界的历史，已成为可能。在十八世纪，这个世界还不算太古老，只有大约5,700～5,800年；如果有可能凭推论来重建那些缺乏可靠、明确的权威的历史环节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历史学家制造关于这种或那种不完整的事件序列的的连续的零碎叙述，从而组建一种普遍历史，每一个事件序列都有其恰当的位置和比例？

普遍历史的观念并不是新东西，但是迄今为止（比如in Bossuet，1627-1704），它对历史学研究来说, 更主要的是启发而非刺激因素。然而现在水闸已打开，出现了历史文献的新潮流，这一切均建立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即：通过接受那些能够纠正和补充权威的原则，历史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赫尔德（1744－1803）在1784年的一本书的标题中，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名称，从那一时代起，这一名称开始被用来特指这种普遍历史，尽管这并非本意；这一名称的发明权应归之于伏尔泰（1694－1778），他把它作为一种新历史（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史）的名字，伏尔泰认为这种历史比那些国王与王后故事的老生常谈更具有“哲学性”（也就是“科学性”）。伏尔泰并没有认识到，也有关于国王与王后的科学的历史，还有关于社会经济事件的老生常谈。

这些“历史哲学”或者普遍历史，由于伪历史的倒退，它们用想象力来衔接其历史知识的空缺的习惯，使其堕落为不可信的。它们最常见的特征是，把种种事件放在一起构成一种图景（pattern），在这种图景中，同一类型肯定会反复发生。维科认为中世纪是“野蛮主义的回归”，表现出和荷马时代或历史上一切野蛮主义一致的基本特征；黑格尔（1770－1831）并不同意如此粗陋的见解，他认识到Dante和荷马之间的区别，至少和他们的相似性同样重要，他认为历史并非仅仅是逻辑的重复。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时代的延续根本上是概念的逻辑序列，每一概念就是时代的主旨（Keynote）。任何此类观念均表露出一个致命的缺陷：它鼓励历史学家用某种非历史的东西来填补其知识的漏洞，而这些通常并不能从材料中得出。这一缺陷暴露了这种普遍历史观念的根本不足，－－－事实上它宣称历史拥有一种本身并不具备的普遍性。全部历史都是有限的特殊事物的历史，无所不包的历史等于空无一物。这也就是说，一概反对那些 同一类型的思想遗留下来的样本：马克思（1818－1883）的历史唯物主义，带有其经济史阶段的模式；孔德（1798－1857）的“三阶段”法则，即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所有观念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斯宾塞（1820－1903）的从单一和同质到多样和异质的演化论；以及，直到目前，斯宾格勒的“文化”序列论，用同一种抽象的模式僵硬地浇铸而成。

这些普遍历史的无益之处已经很明显了，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的可取之处；在其所处时代，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还是有较大价值的。首先，它们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已经抛弃了那种认为历史只是记忆练习的培根式的观念。巴克尔　在1857年说过，“任何思想懒惰或是生而无能的人，不适于从事此种知识的最高分支的研究，而只有读过几年时间的一定数量的书之后，他才能有资格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的话是公正的，那么他所谈到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从维科、赫尔德和黑格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其次，它们也表明人们开始试图解决困难的问题，而不再象伏尔泰所希望的那样满足于那些简单问题。无疑，他们的草率从事应受批评，但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再次，他们的结果，尽管不令人满意，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它们总结了知识的现状，因而引起了对其不足之处的关注。十九世纪历史学方法和历史学知识的进展并不平衡，这又是和以下事实紧密相关的：这种不平衡正是从普遍的“哲学性”历史的勇敢但不成功的尝试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