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历史与科学的差异：叔本华到文德尔班

从根本上说，建立一种普遍历史的企图是失败了，它卷入了历史和科学之间的混乱。二者均为知识的形式，涉及观察和思考，需要高度发达的技术和方法；因而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提醒注意历史和科学的相似之处的话，历史学肯定会大放光芒。但是也有一点不同之处。在科学中，个别事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证明了普遍法则。法则是目标，而事物是通向它的道路。只要我们掌握了牛顿的引力定律，他的苹果是否掉下来就无关紧要。在历史学中，恰好相反。特殊事物是目标，而一般法则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我们确定此一事实。卖出（drive out ）货物是否总是有利可图，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则不是问题，前者就是一类科学家；而历史学家肯定会把这一原则当作辅助条件，用于发现某一特定的场合发生了什么。

如此，普遍历史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对事实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不能被其他任何事实所代替。当他们虚构一个事实以填补其知识漏洞时，他们所虚构的并非特殊的个别事实，而只不过是某种普遍法则的一个随意的例子。为了解释天王星轨道的不规则性而虚构海王星的天文学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天文学家。假设的海王星，对他们来说，海王星是在需要位置、具有需要质量的任意一颗行星。这就是一位天文学家想象一颗行星时的方式。但是，把奥古斯丁想象为一位符合建立罗马帝制的任意一人，则是荒唐的。然而，这实际上就是这种历史学在思考历史事实时所采用的方式。历史学家们让科学进入了他们的大脑。

考虑到这种错误理论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它而强调历史学家的对 象的特殊性和科学家的对象的一般性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十九世纪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

十九世纪早期，叔本华（1788－1860）就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他明确宣称，历史学的任务是确定个别事实，而科学的任务是确定一般法则。但这还不够，他只是说出了自亚里十多德以来普遍存在的说法，比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莱布尼兹（1646－1716）和他的后继者们就有过同样的说法。但是，虽然命运总是“对历史学来说太糟糕了”，至少从柏拉图的时代起，就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恒的真理而非变化的事实。实际上，现在正是企图将历史学从普遍历史的指责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过程。尽管叔本华也同样把历史看作是“在经验的地面上爬行”而不能“上升到思想的高空”的一种知识形式，而加以贬低，但十分矛盾的是，他又始终坚持历史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诉人们关于自身过去的知识，进而引导他认识其自身。这样就有对待历史的两种矛盾的态度，一种来自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来自浪漫主义运动，后者由于揭开了民族性的根源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坚持个别事实而非一般法则，这种历史的个别性并非其缺陷，而恰恰就是它的本质，对此的深信不疑在十九世纪愈加坚定。首先，这一点从对所谓的“历史哲学” 的日益增长的怀疑中得到了支援；其次，象巴克尔所做的那样，通过从中抽取一般法则“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的努力的彻底失败，也增强了它的说服力。历史学家们开始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工作任务，因而他们承认对这些做法的厌恶，并且发现陷于其中的人就是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又不愿从中学习的人。例如，他们发现孔德的“社会学”，并非历史学的进步，只不过是“事件是否正确无关紧要的历史”，换句话说，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科学。

到十九世纪末，那些用一种有效的严肃的方法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人达成了一致认识：历史学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一般情况下，这种深信不疑使他们能够拒绝过去的历史哲学，后者企图混淆历史与科学，而除此以外无所作为。叔本华曾经说过，“关于个别性的科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象Lazarus和 Steinthal（大约在1860年左右在一起合作）等人试图把历史解释为“直觉”的知识；但这就破坏了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　　的特征。其他人，比如文德尔班在1894年的一次演说中，试图把概念划分为两种，用这种办法来为关于个别性的科学，这样一种知识理论中的逻辑怪胎划出地盘。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思考这一问题的历史（它在德国以外一般不受重视）也就是迎接叔本华的挑战，解释历史思维如何具有普遍性而又以个别事物为其对象的一系列失败尝试的历史。这些失败的积极价值就在于他们提出了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由此表明历史学家据有了抵抗自然科学的暴虐的勇气。

5，个别的或历史的判断：克罗齐

在此期间，只提出过一个真正建设性的建议，这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的贡献，他的历史学工作和文学批评工作的经验，使他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一种新鲜的未经转手的观点。克罗齐已经认识到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看（see）”个别的人、景色、曲调等等（“直觉”）,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看（see）”特殊的历史事件。1893年他大胆地得出结论：艺术和历史是一回事。这一宣告与那种陈腐的说法是毫无关系的。历史学家必须也是一位艺术家，以致于他应该用散文（而且应该是号的散文）来表达自己。对于克罗齐来说，克莱奥不仅是一位缪斯，她也是Polyhymnia　　　　 。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它 bright matters to a head。没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有效地回答克罗齐，这暴露了德国思想的破产。主动权掌握在克罗齐手里，他用恰当的例子来处理对他的批评（克罗齐，Pyimi saggi, 1919，重印了History subsumed under the Gengral Congcept of art中的早期论文以及随后的反对文章的精选）。克罗齐思想的后来的发展（《逻辑学》 ,1919,《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历史》,1913,后者是在该问题方面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并没有为了改变它的悖论式的外表而对其早期说法有任何的退缩，以适应知识的一般理论。

这一进展的精髓是个别判断的定理。普通逻辑区分了个别判断“这个S是P ”，和一般判断“所有的S是P”。现在，克罗齐说，“这个S是P”是历史学，而“所有的S是P”是科学。但无论何时在我们说“所有的S是P”之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这个S”当我们试图考察引力或公正或诗歌的一般性质时,我们是在研究“这个”引力的物体，“这一”公正的行为，“这首”诗歌，并从中找出关于一般引力公正或诗歌的必然性的表述。“所有的S是P”意思是，“就其作为S的特征而言，这个S就是P”。如果没有个别的元素，我们有的就不是一个一般判断“所有的S是P”，而是一无所有。

这一思想也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个别判断），科学只是个别性被忽略的历史。除了这种忽视以外，在科学中所没有的东西在历史中也不存在。当我说“亚历山大六世是无耻的”，在“无耻”这个词里包含着一整套的道德哲学，用明白的话来说，除非我能够解释，并且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使用“无耻”所表达的意思，否则我没有权利说这个词。历史的个别判断包含在自身之中，也在它的宾词形式，科学的一般性之中．历史已经表民明并非缺乏科学的精确性和合理性以及可论证性，而是既拥有这一切，又超出这一切，以一个个别的事实为例来说明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