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2004年中国神经精神疾病与自杀占全部疾病负担的20.4%，而政府用于精神卫生领域的经费仅占全部卫生经费预算的2.35%。中国政府的卫生经费整体投入不足，投入到精神卫生领域的资金就更少了，不能满足需求。相对富裕的省份，如山东、江苏、四川，精神卫生设施也较多。而且，由于社会偏见，已有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也很差。“归结起来，就是资源不足，没钱！”黄悦勤直言不讳。

在“十一五”期间，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中对于精神卫生领域的研究经费投入只有5个课题，总计3000万元。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经费投入，确实很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挂靠在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研究所，兼任副所长的黄悦勤表示，目前，CDC并没有给研究所任何行政费用，他们只能通过参与CDC的一些项目来获得研究经费。“中国的很多重大科技立项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政府的一些决策太过于草率了！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黄悦勤说。

对此，李献云说：“精神卫生研究所在科研经费的获取途径比我们这样的单位多得多，他们的科研经费依然缺乏，何况是我们？我们这项调查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精神卫生研究的经费增加了不少，可是依然不足，而且经费的分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根据单位的级别分配；精神科专科医院肯定缺钱。精神卫生看起来是医疗卫生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集社会的力量才能真正地预防精神卫生问题。”

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4年成立，最初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部分，1928年成为独立的基金会。该基金会建立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51年中断与中国的交往，在1980年恢复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资助之后，已经资助过很多医学研究。

费立鹏也认为中国精神卫生研究的经费投入“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太慢！有些方面还有负面发展的趋势。要做出达到高水平的、能监督的设计标准比以往难多了”。

　　重新确定连续谱中的界值

人类对于自身精神的理解还远未深入完全。精神障碍也与病理清楚的疾病不同，目前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生物标记可以用于精神障碍的诊断。由此，精神障碍的临床诊断既是医学上的难题，也是引发法律和伦理争议的社会困惑。甚至有过正常人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所以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也总是受到关注。

黄悦勤解释：“从精神的正常状态到精神障碍状态是连续的谱带，从有轻微问题、可以自己恢复或只需少许外界帮助便可恢复到需要强制住院进行药物治疗，是一种连续的分布很广的范围。精神障碍包括精神病性障碍和非精神病性障碍。精神病性障碍一般表现为没有自知力，有幻觉妄想，又称为重性精神病，需要用药物或特殊方法进行治疗；而余下的非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大都具有自知力，没有幻觉妄想，一般的社会功能维持正常。”

费立鹏说：“每个人都会有轻重不同的精神问题。例如，焦虑和抑郁等症状明显是连续谱，界值究竟应该定制在何处？诊断区分的工作很难。尽管我们知道疾病的症状是连续谱，还是要确定哪些人确实需要治疗。有些患者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诊断标准，但需要立即接受治疗，如有自杀可能的抑郁症患者。一般来讲，如果对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明显影响或者患者很痛苦，就应该给予治疗。”

确定诊断界值的原因之一是为医疗保险提供依据，现在诊断的目的之一就是决定是否支付医疗保险。

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也在不断发展。国际分类标准已经是第10版（ICD-10），正在撰写第11版；美国现在的诊断标准是DSM-4，正在发展第5版；中国的标准是CCMD-3。“国内大都用ICT-10的标准。CCMD-3也是从ICT-10仿效而来，基本上一致。个别疾病根据国情不同会作一些修改，如癔症。”北京回龙观医院康复科主任崔勇对《科学新闻》说。(本文来源：科学新闻 作者：田鹏 齐小苗)